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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舶来品，有限合伙在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新《合伙企业法》中的法律地位首次得到确立，为我国企业组织形式开辟一片新天地，弥补了公司制和合伙制的不足。自有限合伙方式引进以来，有限合伙制已经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要组织形式，据清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私募股权市场LP数量已经高达4930家，可投资于VC/PE基金的资本总量达7576.31亿美元，而且呈高速上升趋势。虽然有限合伙制度的确立为私募股权基金发展提供法律基础，但是《合伙企业法》对于有限合伙相关实施机制仍有较大改进空间。对此，本文对目前我国有限合伙制度的相关法律问题略作分析。
　　一、有限合伙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就有“合伙”这样的形式，而有限合伙制则随着中世纪欧洲沿海贸易的发展诞生于中世纪罗马，称之为“康曼达（Commeda）”，后经法国探险者和殖民者传入美国，后逐渐发展成为英美法中的有限合伙（Limited Partnership）。在英美法系国家，有限合伙不是主流的企业模式，但其已在美国的财政、金融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有限合伙的优势
　　有限合伙制度是“资合”和“人和”进行有效结合的较好体现，是资本与智力融合的最优方式，这样的合伙方式较好地将有研发技术能力或经营、管理经验的单位或个人与有较强资金实力的投资人有效结合，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提供法律土壤和法律保障。
　　（一）权责明晰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普通合伙制度已无法满足我国朝着经济区域化，国际化发展的要求。普通合伙强调“人合”，合伙人之间便于监督管理，然而绝大多数“人合”企业较难将管理权限梳理清晰，合伙人较易出现退伙入伙的问题，影响企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利于企业发展和扩张。有限合伙制度则是集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于一体的模式，普通合伙人有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同时要对企业负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仅以自身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二）缴税简洁
　　有限合伙企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使用合伙制税收规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征税主体，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当有限合伙分配投资收益时，有限合伙企业各方合伙人只需根据分配到的份额承担所得税的纳税义务，规避了公司制基金双重征税的问题。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无课税发生，至基金解散时，根据基金实现的损益报税，相应提高资本收益。
　　（三）机制灵活
　　目前在我国，企业的融资大多通过银行、信托、融资租赁、民间资本、上市融资、发行债券、民间资本等方式，银行、信托、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均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企业信用和抵押物的影响；民间资本融资成本较高；上市融资门槛并非一般企业可及；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企业。虽然我国刚出台中小企业私募债相关政策，然而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量小，承销难度大，并且各地区均对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企业的信用和经营范围有较多限制。
　　有限合伙恰是一种简洁有效的融资手段。有限合伙人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如此，有助于使有限合伙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加入，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地筹集资金，从而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功能。
　　（四）出资便捷
　　与公司制基金相比，公司实行注册资本制：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成立时股东必须实际出资且首期出资不得低于20%，其余出资可以在2至5年内分期缴付（《公司法》第23条、27条）。另外，股东每次出资均需验资、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
　　而有限合伙企业实行承诺出资制：合伙企业取得合伙人的出资承诺即可成立（《合伙企业法》第14条）。有限合伙企业设立时，合伙人可以只认缴出资而不实际出资，当普通合伙人或者管理公司确定合适的投资机会和所需资金数量时，投资人再根据普通合伙人或者管理公司的要求实际出资。这样可以使投资人的资金得到更加灵活的支配。
　　三、有限合伙制度的弊端
　　（一）监督权难实现
　　新《合伙企业法》规定，第68条规定：“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尽管《合伙企业法》在第68条中承认有限合伙人享有某些合伙人所共有的权利，比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建议权”等，但是该建议权没有对普通合伙人对建议采纳进行相关约束，也与公司制的股东决议权完全不同，因而所谓“建议权’便被置之高阁。从字面理解，即只要是有限合伙人执行了合伙事务就应失去有限责任保护。
　　目前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商业信用普遍不高，法律需要在权衡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两者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相应规定，对于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给与一定的权限，便于有限合伙人对于资金安全进行有效监督，防范道德风险发生；同时也要明确规定有限合伙人如果以有限合伙人名义执行合伙事务应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防止有限合伙人利用有限责任规避法律，造成第三方损害。
　　（二）合伙人数量限制不合理
　　《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的成员构成有明确数目限制，《合伙企业法》第61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合伙人设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人数有所限制目的是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如果不对此设定限制，极可能存在一些普通合伙人通过有限合伙恶意融资，达到其非法的目的。我国目前对于公民信用档案建立体制不够完善，设定人数限制存在其必要性。而部分通过有限合伙方式设立的基金则通过设立多个有限合伙企业加入母基金的方式以扩大资金规模，因此对于有限合伙人数量的限制便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如果仅有50个合伙人数量限制，也限制了有限合伙人能提供的资本规模，如何有效地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保证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立法者所应该慎重考虑的。
　　（三）信息披露不明确
　　《合伙企业法》中并没有具体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信息披露及资金监管等问题。有限合伙人不能执行合伙事务，基金与银行签订的托管协议有限合伙人一般情况下无法获得查阅，同时，普通合伙人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掌握资金划拨权，有限合伙人有合伙人之名而无法直接向相关托管银行查询资金划拨情况，因而在此种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有极大的资金被变相挪为他用的风险和其他道德风险。同时，有限合伙企业对外投资事宜均全权委托于普通合伙人，被投资企业的相关详细情况以及资金需求均由普通合伙人掌握，有限合伙人无法名正言顺与融资方有任何沟通接触以及了解，因此，给普通合伙人和被投资企业恶意串通留下极大法律空间。天津市频发的非法集资案件与信息披露不明有着直接关系。
　　四、启示
　　（一）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金，引入民间资本
　　2012年3月，首只由全国工商联发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在北京正式启动，国家对于通过基金平台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十分鼓励，通过有限合伙方式设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基金，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传统基础设施领域，以此探索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协同联合。
　　（二）发展房地产基金，促进房地产转型升级
　　当下房地产行业发展面临着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与挑战，未来整个房地产利润空间将缩小，要素投资成本会加大，包括融资成本、人工成本，以及拿地的成本。具备丰富的地产开发经验的同时，强大的多渠道融资能力也是未来房地产发展的关键。以有限合伙方式成立房地产基金可以实现经验和资本最大限度的结合。对于有经验的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上有较大操控权；对于资金实力雄厚的投资者而言，可以实现资产增值，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果实中分一杯羹，同时也有助于房地产行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原载于《投资参考》2012年第8期）